鲁迅的《风筝》原文及赏析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多病，瘦得不堪，然而最喜欢风筝，自己买不起，我又不许放，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他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笑柄，可鄙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旧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
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
但心又不竟堕下去而至于断绝，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堕着，堕着。
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
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去讨他的宽恕，等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那么，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有一回，我们会面的时候，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生”的辛苦的条纹，而我的心很沉重。我们渐渐谈起几时的旧事来，我便叙述到这一节，自说少年时代的胡涂。“我可是毫不怪你呵。”
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
“有过这样的事么?”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这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文章以风筝为引线，对“我”粗暴对待小弟的言行，作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小弟这样的人的不觉悟表示出深深的悲哀。这无疑是对*宗族制度摧残儿童的罪恶进行控诉。
叙述往事与抒情紧密结合是文章的突出特点。全文虽以叙事为主，但深深地融汇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在关键的地方，则又通过凝炼的语言，作了画龙点晴的点染，使文章感情的表达更加明朗。例如，文章开头“我”从北京冬季的天空中，看见一二风筝浮动着，引起了一种惊异和悲哀。为什么呢?下面作者就**一段对故乡风筝时节的回忆。这段文字不仅叙述了故乡早春的景象，而且在这一景一物的描写中，都凝聚“我”对故乡的赞美之情。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直接抒发了这种感情：“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廖别的故必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这就将“我”对故乡的深切怀念更充分地表达出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不单纯是为了抒发“我”对故乡的深情，如联系全文来看，回忆故乡，目的或落脚点是使“我
想起幼时欺凌小兄弟之事。”我“在这里进行了反思。透过这个小”我“，看到旧的伦理道德统治下的整个社会面貌——大“我”——家长式的管理、长幼尊卑的秩序是何等的神圣，何等的残酷，何等的愚味无知，它扼杀了儿童的天性，当作者挖掘的酿成悲剧的社会原因。“我”的回忆是对*宗族制度的摧残儿童的控诉，——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我”经过深刻反省认识到这一地可挽回的过错过后，心情无比沉重。这种忏悔意识，否定了旧“我”，催生了新“我”，“我”的思想演进轨迹明晰了，“我”的复杂心理状态显示了，正是这些原因，所以当“我”，看到北京天空中的风筝，而感到“惊异与悲哀”。
拓展阅读
1、《马诗》原文及翻译赏析
关键词：上都；扈从诗；饮食民俗；民族特色；地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113-02
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来源，没有社会生活就不可能有文学。而某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这一时代的作品中。上都（上都，又称为上京、滦京、滦阳，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北）扈从诗也称上京（都）纪行诗，是元代边塞诗的主要形式。它以其广泛的题材、丰富而深刻的内容，触及了上都地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明清时期到当代，学者们虽然不大看好上京纪行诗，认为它艺术价值不高，但却众口一词地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学者包根弟出版的专著《元诗研究》中，第二章为《元诗之特色》，其中第四个特色为“多塞外景色及风物之描写”，书中写到：“每当元帝北巡上都之时，大批文人学士皆扈从而往，是以沿途的塞外风光，上都的风土人情，遂尽入吟咏。……诸诗描写塞外风土景物，或自然真切，或气势雄伟，不但在诗坛上特立一格，更兼有文献史料上的价值。”[1]
本文从民俗学的角度，通过对上都扈从诗中反映的滦阳饮食民俗特征进行掘微与阐释，以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上都地区民俗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也可以加深对上都扈从诗的认识和把握。
一、滦阳饮食民俗的民族特色明显
元代漠北、漠南的“原隰之地，无复寸木，四望惟白云黄草”，“其产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草之外咸无焉”[2]。因而上都的蒙古民族是以富有特色的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正如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中所言：“塞边羝牧长儿孙，水草全枯乳酪存。不识江南有阡陌，一犁烟雨自黄昏。”[3]诗中用对比的手法来描绘上京与南方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异，上京人民以羝牧为生，即使是水草全枯的季节仍然以留存的乳酪为食物，而不像南方人以耕种阡陌为生。牧民们在广袤的草原上放牧，牲畜的种类也很多，有牛羊：“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萨都剌《上京即事五首》之一）“连天暗丰草，不复见林木。行人烟际来，牛羊雨中牧。”（黄《子》）也有马：“朔方戎马最，刍牧万群肥。”（周伯琦《纪行诗》之一）”还有骆驼：“遥见马驼知牧地，时逢水草似鱼村。”（吴师道《闻危太朴王叔善除宣文阁检讨三首》其一）“阴森晚色晦，寒沙聚群驼”。（袁桷《登候台》）所以元代上都地区虽是蒙古、汉、回、畏兀儿、西域色目人等多民族聚居，但扈从诗中关注最多的是蒙古族的饮食民俗。
首先就是肉食风俗。上都地区以畜牧为主，蒙古人民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的食品，以家畜（主要是羊，其次是牛、马等）肉和奶制品为主，而以打猎所得的野生动物肉为补充。蒙古人习惯吃羊肉，因而羊肉在肉食结构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宫廷饮食以羊肉为主，许有壬是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侍书学士，多次扈从上京，他的《上京十咏》主要刻画了蒙古草原的物产和风光，其二为《秋羊》描写秋高气爽的季节，庖人供肥羊，皇帝以之颁赐重臣。其中“肉净燕支透，膏凝琥珀浓”的描写，逼真地写出了秋日肥羊的肉质和庖人烹饪的高超。张昱的《辇下曲》中有“大官羊膳两厨供”，《塞上谣》中也有“野帐吹烟煮羊肉”的诗句。元代时期，蒙古统治者到上都巡幸，与各路亲王举办大型的国宴也是重要的内容，其名为诈马宴，因为赴宴者都着皇帝钦赐的衣饰，也称为质孙（一色服）宴。周伯琦在《诈马行》序言中说：“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两千嗷马三匹，他费称是，名之曰‘只孙宴’。‘只孙’，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在诗中也说：“大宴三日酣群，万羊脔灸万。”除了羊肉，牛马的肉也是主要的食品。到元代时，蒙古族还有生食的习俗。陈伯通《海青马生肝》其二“催荐厨中语未阑，控拳豪客簇雕盘。翠翻云叶并刀乱，冰透霜花楚玉寒。一吮味甘牙齿滑，十分香彻鼻头酸。梦魂不到鲈鱼脍，醉眼江湖特地宽。”诗中描写生吃马肝的情景，马肝不仅可以生吃，而且味道堪比鲈鱼脍。
除了家禽肉，野生动物肉是重要的补充，这些多靠打猎获得。骑射之长技是蒙古族传统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牧民们除了从事牧业生产以外，还经常进行狩猎活动。狩猎既具有经济意义，猎获物可以作为食物的重要补充；又具有军事意义，通过大型围猎活动训练战士，使牧民熟悉弓马，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元朝统治者巡狩上都，除了举行忽里台与朝觐活动以外，还要在这里避暑狩猎。陈高华、史为民在《元上都》第四章里专门谈了上都宫廷生活，主要是宴会、佛事、狩猎、祭祀和其他娱乐活动。上都扈从诗中多有关于这方面的描绘，杨允孚《上京杂咏》中有“北陲异品是黄羊”的诗句，提到了上都地区的一种野味――黄羊。许有壬《上京十咏》其三为《黄羊》：“草美秋先，沙平夜不藏。解文豹健，脔炙宰夫忙。有肉须供世，无魂亦似。少年非好杀，假尔试穿杨。”诗中作者把饮食与狩猎结合起来，描写了狩猎之后，宰杀黄羊的情景。
2、《马诗》原文及翻译赏析
关键词：曹植诗歌 司马彪 继承 蓬意象 萍意象 境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5-0080-02
作者简介：来森华（1986―），藏族，甘肃卓尼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唐文学研究。
曹植诗歌成就蜚然，对后世诗歌深有沾溉，堪称诗坛宗主之一。
关于曹植对后世诗歌的影响，或言后人对曹植诗歌的继承，学界对此学术现象不断深入发掘，其学术思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世诗人个案对曹植诗歌继承的微观论述，二是曹植诗歌接受史的宏观梳理。笔者于平日读诗偶有所得，发现在司马彪今存有限的诗歌中对曹植诗歌的继承痕迹明显，故不揣谫陋，野人献曝，撰小文呈之于学界，祈请方家指正。
司马彪（244？―306）①，字绍统，西晋皇族成员，高阳王司马睦长子，因好色薄行，睦与之断绝父子关系，后出继于司马懿弟司马敏门下。房玄龄《晋书》载云：“初拜骑都尉。泰始中，为秘书郎，转丞。……后拜散骑侍郎。”[1] （PP.2141-2142 ）他是西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学者、军事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司马彪曾有文集四卷，惜不存于今。就诗歌层面，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有五言诗八首，其中两首为残句。
一、意象的选择与诗句的化用
白云《元前曹植接受史》一文说道：“六朝时期涌现出大批摹拟曹植的作品，从题目、内容、文辞到意象不一而足，显示了曹植对当时文学的重要影响作用，从而确定了曹植典范作家的地位。”[2] （P.2 ）曹植的诗歌成就主要在五言诗方面，而司马彪今存诗歌均为五言，其对曹植的继承或接受主要体现在相同意象的选择与诗句的套用或者化用方面。
（一）蓬意象
司马彪《诗》云：
百草应节生，含气有深浅。秋蓬独何辜，飘遥随风转。长飙一飞薄，吹我之四远。搔首望故株，邈然无由返。②
其中“秋蓬独何辜，飘摇随风转。长飙一飞薄，吹我之四远”四句无论意象的选择还是诗句的化用，均摹拟曹植诗歌而成。曹植《吁嗟篇》（一作《瑟瑟歌》）即以“转蓬”起兴，开篇便云“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诗中更有“卒遇回风起，吹我之云间”句。另有曹植《杂诗七首》（转蓬离本根）一诗亦云：“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何意回飚举，吹我之云中。”
关于蓬这个意象，《晏子春秋・内篇・杂上》有载，年轻的鲁昭公丢掉王位后逃至齐国，齐景公问他何以沦落到如此地步，鲁昭公后悔自己疏远贤臣、亲近小人，并以秋蓬喻自己的处境，其云：“譬之犹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叶，秋风一至，偾而揭矣。”[3] （PP.338-339 ）《说苑》亦载鲁哀公言曰：“是犹秋蓬恶于本根而美于枝叶，秋风一起，根本拔矣。”[4] （P.294 ）总言之，随风飘转的蓬往往就是茫然无依的象征。
（二）萍意象
司马彪诗中还有残句“泛泛江汉萍，飘荡永无根”，而曹植《浮萍篇》亦云“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都是以浮萍喻个人境遇，表达一种失根的无奈与悲苦。
诗文中的蓬与萍往往代表那种飘荡不定的生活，似乎失去了生活的寄托与本根。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有言：“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 [5] （PP.398-399 ）萍飘蓬转随后更是作为一个固定的成语来表达那种难觅归属感的生活状态。
（三）其他
除去以上二处，司马彪对曹植诗歌亦有不少摹拟之迹，如《诗》“玉出阆风侧，珠生南海滨”与曹植《杂诗》“美玉生盘石，宝剑出龙渊”，《诗》“秋节良可悲，百华咸萎落”与曹植《赠丁仪诗》“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均句式相近。再者，司马彪《赠山涛诗》（其一）有“中夜不能寐，抚剑起踟蹰”两句，其实这两句自前人诗歌化用而来，如《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中云“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阮籍《咏怀诗》（其一）开篇便云“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曹植《弃妇诗》亦有“反侧不能寐，逍遥于前庭。踟蹰还入房，肃肃帷幕声。抚节弹鸣筝，慷慨有余音。要妙悲且清，收泪长叹息”八句。钟嵘《诗品》言古诗与曹植诗歌皆源出于《国风》[6] （P.91，P.117 ），而阮籍诗歌源出于陈思，早在《周南・关雎》即有“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形象描写，司马彪对于夜不能寐形象的塑造可谓渊源有自。
二、失志公子的宣泄
但是，司马彪为何偏偏摹拟曹植的诗歌呢？这需要从二人的身份及其人生遭遇说起。
曹植的身份自不待多言，前半生享受着贵公子的荣华富贵，深受曹操喜爱与赏识，然由于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在与曹丕争夺太子之位时败下阵来，在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即位，从此曹植的人生境遇在曹丕与曹父子的先后限制和打压下每况愈下。所以在他后期诗歌当中，更多抒发着高压恐怖下愤懑、哀怨而又无奈的感情。
司马氏家族在魏末已经鼎盛一时，司马彪亦曾担任骑都尉一职，职掌为监羽林骑。参以《赠山涛诗》其一为干谒诗，赠诗于山涛以求仕③，由此可以发现司马彪亦有仕途失志之时。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西晋泰始初正好是司马彪的仕历空白期。按照常理，一个家族登上最高统治地位，其家族成员必定加官晋爵，然作为皇族成员之一的司马彪却要向一个大臣赠诗求仕，心中的无助与憋屈昭然若揭。司马彪西晋初年未仕，笔者推测与其个人好色薄行的德行不无关系，因为司马氏家族尊奉礼教，注重个体品行修养，司马彪因为家不容致为国所弃。
综上对比曹植与司马彪二人的身世及人生境遇，颇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曹植的失意更为持久、彻底。无尽的苦闷与憋屈唯有付诸笔端，在诗行中宣泄着命若蓬与萍般随风飘荡、茫然无依的心绪。
在曹植接受史上，曹植那种失志后的苦闷或许只有司马彪这样的贵公子方能完全领会，浮萍与转蓬是他们人生的真实写照，风起的时刻早已注定了他们的飘荡与失根。在蓬与萍等意象的支撑下，司马彪的诗歌与曹植后期诗歌一样，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苦闷、失志的贵公子形象。
注释：
①《晋书・司马彪传》云：“惠帝末年卒，年六十余”，惠帝末年为公元306年，然依“年六十余”之说，据一般表达习惯当不超过年六十三，故将司马彪生年姑系于公元244年左右（魏齐王曹芳正始五年）。
②文中诗歌皆录自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③关于此诗的主题与作时，学界看法不一。笔者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认为其为干谒诗不假，然作时当为泰始初初求仕时，而非陆侃如先生所言太康二年为迁官而求于山涛。就此拟作专文论析，此不多赘。另，囿于篇幅，不录其诗。
参考文献：
[1]房玄龄 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白云。元前曹植接受史[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5.
[3]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刘向。赵善诒 疏证。说苑疏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3、《马诗》原文及翻译赏析
关键词 文化语言学 诗歌翻译
一、前言
美国人类语言学家帕尔默所开创的文化语言学是认知语言学的继承和发扬，在其著名的《文化语言学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1996）一书中，帕尔默指出“文化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根本上都是大脑意象理论”。在研究了认知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波厄斯派语言学、人类语义学及言语人类学的三个传统分支过程中，帕尔默提出了文化语言学作为研究语言的新途径。文化语言学的核心内容是意象、语言、文化。其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意象包括人们从各种感觉器官所获取来的具体意象，包含相关于具体意象但更为抽象的认知概念；语言是语言符号基于意象的排列；而意象则是由文化决定的。因此，意象的理论是文化语言学的根本所在，它试图通过各种相关意象来研究人们是如何使用并理解语言的。
本文主要以杜甫诗作《房兵曹胡马》的两个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文化语言学相关理论，研究诗歌翻译方法，以实现广泛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二、《房兵曹胡马》英译文本中的文化解析
（一）音律与韵律
黑格尔曾说过：“诗则*要有音节或韵，因为音节和韵是诗的原始的唯一的愉官的芬芳气息，甚至比所说赋予意象的词藻还重要。”（黑格尔， 1981：68）黑格尔把诗的声律置于意象的词藻之上，还是从诗的美学特征着眼的。
比较本诗的两个译文，不难看出，许译非常注重诗歌的音律和韵。许译采用了英诗中常用的四音步抑扬格（tetrameter），将这个五言律诗译成了具有目的语读者比较熟悉的音律的英诗，按照四音步抑扬格的规律，可以将译诗划分为：The steed/ from the /barba/ric west， Has an/gular /frame and /strong chest. Like poin/ted bam/boo its/ sharp ear， As swift /wind its/ fleet hoofs/， O hear！The way /it runs /will ne/ver end； Life or /death on /it may /depend.When you /have such/ a fie/ry steed， You can /ride where/ you will /indeed. 每个音步都呈现了轻重格律，使诗歌读起来抑扬顿挫，如音乐般朗朗上口，凸现了诗的美学特征。
同时，许译还注重了诗的韵律。原诗是一首五言律诗，讲究在二、四、六、八（即偶数句）的尾字上押韵，还要押平声韵，不押仄声韵，中间也不许换韵。从本诗的两个译文来看，许译注重了译诗的韵律问题。许译采用压尾韵，形成了AABBCC的押韵方式。当然，为了能够押韵，许译还故意增加了一些词汇，如，O hear 和indeed，这些词不会影响整诗的风格和意义，反而却增加了诗的气势和乐感。
相比来说，任译的译文读起来没有许译的朗朗上口，也没有故意要符合英诗的某音步格律，也没有明显的押韵。
（二）文化意象
文化意象是文化记录的语言符号，它凝聚着人类的经验和智慧，是世界各民族观察、分析外部世界的心灵果实，是各民族的历史沉淀和文化结晶。
本诗中的文化意象有：房兵曹、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竹批双耳、四蹄轻、骁腾、横行等等。
诗的题目“房兵曹胡马”中，房是兵曹的姓，兵曹是兵曹参军的省称，是唐代州府中掌官军防、驿传等事的小官。许译和任译中：“general”指“将军”，“sergeant”指“中士、士官、军士”，这些称呼是目的语的文化意象，易于目的语读者理解。“胡马”是指西域的马。许译为“steed”，意思是“a strong fast horse”强壮善于奔跑的马；任译为“tartar horse”，“tartar”意思是“someone who has a violent temper”，脾气暴躁的马。显然，这两种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是不同的意象。根据原诗的文化意象，大宛马应是善于奔跑、体魄强健的良驹，用“steed”要好于“tartar horse”。
原诗的首联“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表现了大宛马出身不凡，傲骨铮铮。大宛是指汉代西域，盛产良马。在两个译文中，许译将“大宛”译成“barbaric west”，其中“barbaric”意思是“very cruel and violent”非常粗鲁暴力的西部地区。任译则直接译成汉语拼音“Dawan”段。对比这两个译文，在目的语读者的脑中会对许译产生出头插羽毛，身体，脸上涂鸦，手持长矛的野蛮部落的意象，而对任译则没有任何意象。笔者认为，汉代西域的确是一个没有被文明化的地区，西域人是游牧民族，生性刚烈，但是，与西方人头脑中的意象是有很大的差别的，若译成“barbaric west”只能表现原诗中所表现的西域人的性情，却不能帮助目的语读者形成真实的不同于本国文化的意象。然而，任译直接译成“Dawan”， 没有屈就目的语文化意象，符合了中国文化意象，其好处是让目的语读者了解异国文化，丰富目的语文化的表达方式，并使目的语读者了解更多的异国文化的独特之处。
三、翻译方法
对于文化意象的英译应考虑在用词、句式、韵律上的对等，当然，根据帕尔默的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意象是由文化决定的”，因此，文化因素是尤为重要的。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意象形成的特点，考虑直译、意译等方法。
（一）直译法
在意象转换中，当源语文化（source language culture）和目的语文化（target language culture）具有相似或相同的意象，这些意象可以使目的语读者产生和源语读者相似或相同的想象，此时，可采用直译法。
（二）目的语意象取代源语意象
如马致远的 “断肠人在天涯”中的“断肠”一词，在中国文化中，表示痛苦可以用“心碎”、“断肠”等词；但是在目的语文化中，并没有“断肠”来表现心里痛苦的，如若将“断肠”翻译成 “intestine-wrenching pains”，那么会使目的语读者形成“肠断血流”的恐怖意象，根本体会不到中国诗词的优美和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在翻译此句时，只能用目的语文化的表达法“broken heart（心碎）”来替代源语“断肠”了。
（三）意象省译法
省译主要是由于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不具有相似或相同的意象，源语文化的意象不能使目的语读者产生和源语读者相似或相同的想象，像词牌名。如《清平乐・六盘山》一词的词牌名《清平乐》对于译者是比较难于转换成目的语文化意象的，因为词牌名蕴含着中国深远的传统文化，目的语读者是要经过更多的学习才能理解的文化现象。因此，对于译者一般会采用省译的方法。
四、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比杜甫的诗作《房兵曹胡马》的两个英译文本中的文化意象的翻译处理，意在表明诗歌翻译中要了解中、英诗的特点以及源语文化意象和目的语文化意象，这样才能准确的运用翻译策略，以实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艾治平。 古典诗词艺术探幽[M]. 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2]丛滋杭。 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理论研究[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
[3]黑格尔。 美学第三卷下册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4]任治稷，余正。 从诗到诗[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bvms.cn/articles/45281.html